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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或许是性格的原因，邹先生身上的争议其实挺多。比如之前曾经提过关于郭老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抄袭邹先生的讲义事件，这件事，弄到后面影响就挺大。

    还有后来关于二里岗诸多问题上的争议，邹先生提出来的郑州商城“郑亳都”说，就充满着争议，可以说争议很大，甚至还跟郭老的某种观点是向左的。

    似乎邹先生的很喜欢跟郭老杠上，似乎这两位有什么恩怨似的。

    其实，并非如此。

    郭老可以说邹先生学术的引领路，邹先生就是因为郭老从读的历史学学的考古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位先生性格固执，却充满自傲，甚至后来在北大考古专业编写教材的时候，邹先生还曾经类似的话，我的这版就不改了。

    这版是哪个版本？

    就是他曾经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。

    然而，考古教材可能不改吗？

    不断地有新成果出来，七十年代的编写的教材放在后世是肯定不够用的。

    提到邹先生，苏亦下意识就想起到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，听说这位先生挺高傲的。

    这种傲气，在面对地方系统的考古人员的时候，表示的淋漓尽致。

    这个方面，商志谭教授就曾经吐槽过，估计五十年代商教授在考古所进修的时候，没少吃过苦头吧。

    商周考古(邹衡、李伯谦轮流讲授)、秦汉考古(俞伟超讲授)、隋唐考古(宿白讲授)、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(李仰松讲授)、古文字学(高明讲授)、古代建筑(宿白讲授)、考古照相(赵思训讲授)，考古测量(张剑奇讲授)、考古绘图(暂缺)。

    考古专业的学生是需要去这个教室摸人骨的，就跟摸陶片一样。

    这个地方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版本的恐怖教习室的故事。

    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恐怖故事传出来，完全就是跟这个时代的电力有限有关。

    北大历史系分成历史跟考古两块。

    历史专业那块，苏亦是半生不熟，或者说似熟非熟。

    好些历史专业的授课老师都不认识。

    在考古专业这边，却不存在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在考古大本营，苏亦可以很自信的说，没有一个先生他不认识。

    就算没见过，也曾听过他们的故事，再不济也只能在论文上见过他们的名字。

    因此，在北大考古专业蹭课，总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。

    就算宿先生没对他做强制性要求，苏亦也舍不得缺席考古诸位师长的课程。

    十年以后，北大从76年开始复课，专业课一直到78年，其实变化不大。

    旧石器时代考古由吕遵锷先生讲，新石器时代考古则是由李仰松、严文明两位先生轮流讲。

    两个人同时开设一门课程，在历史专业很常见，比如，中国通史就由多位老师轮流讲，比如宁可、张光达两位先生都在讲。

    世界通史，也是由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讲。

    其实不止考古专业诸位师长有口音问题，历史专业这边也有，比如周怡天先生，讲课口音也重，讲述世界史的先生都如此，考古专业的师长有口音问题，也再正常不过。

    至于商周考古，不用想肯定由邹恒先生讲。

    商周考古第一人，并不是说说而已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北大诸位先生之中，俞伟朝跟邹恒两位先生身上的争议就挺多的。

    高铭先生曾经评论，邹恒自以为是，俞伟朝华而不实，只有严文明做学位扎实、严瑾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是从学问的角度来说。

    严文明先生自然是厉害，仅仅是学术成果方面来说，严先生似乎比两位两位先生要扎实，尤其是这位先生还颠覆前辈学术观点而著称。从国内考古学建立起来，走过百年的道路，从最开始梁思永先生他们颠覆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认知上错误之外，这种大的颠覆并不多。

    基本上，后世的考古学理论都是在前辈建立起来的大框架下修改些边边角角，能够颠覆前辈创立下来体系以及认知，这样的学术功底，想想都阔怕。

    严文明先生做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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